鲁迅在广州租房经过 房租比北京贵 比上海便宜

1927年，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期间，住过三个地方以及租过两处房子。当时广州房租跟北京比超贵，可是跟上海比又便宜多了。

壹

鲁迅到广州排名前列晚住在哪？

广州有一座鲁迅故居，还有一座鲁迅纪念馆，前者位于白云路西段7号，后者位于文明路215号，它们都在越秀区，都是鲁迅当年住过的地方。

鲁迅在广州不满一年，总共住过三个地方，先后租过两次房子。

1927年1月18日，鲁迅从厦门坐船来到广州，当天晚上，下榻在长堤的宾兴旅馆。查民国时期出版的旅游手册《广州指南》，宾兴旅馆坐落于靖海二马路，大致位置在今天靖海路和乐安新街之间，这是鲁迅在广州住过的排名前列个地方。

鲁迅之所以来广州，是因为接到了中山大学的聘书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女友许广平和同乡孙伏园的帮助下，鲁迅从宾兴旅馆搬到了中山大学。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一座大钟楼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上下三层，始建于1924年，是中山大学当时较高的一栋楼。学校安排鲁迅住进这栋楼第二层的一间房子，房子下面是一楼大礼堂。几天以后，中山大学师生在楼下大礼堂召开了欢迎鲁迅的大会。

同年2月10日，鲁迅正式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，成了学校的中层领导。大约就在这时候，他把至交好友许寿裳引荐到了中山大学。许寿裳既是鲁迅的同乡，又是鲁迅的同学，同时还是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的老同事，博学多识，为人忠厚，自始至终与鲁迅保持着深厚友谊。许寿裳也住在大钟楼，跟鲁迅睡同一间屋，两人床铺一左一右，分别占去房间的一个角，中间空地上，摆放着他们的书箱和行李。

大钟楼的房子还算宽敞，可是老鼠特别多，离学生又太近。每天吃过晚饭，鲁迅的粉丝纷至沓来，一直闹到半夜才会散去。粉丝一走，换老鼠闹腾，它们在鲁迅和许寿裳的床下钻进钻出，唧唧乱叫，严重影响读书和写作。这是鲁迅在广州居住的第二个地方，现在成了鲁迅纪念馆。

贰

鲁迅租的第二所房子在芳草街

3月16日下午，在许广平的陪同下，鲁迅和许寿裳出去找房子，在白云路西段白云楼第二层看中一套三室一厅，决定租下来，并“付定泉十元”（《鲁迅日记》），付给房东十块毫洋的定金。

3月29日下午，鲁迅和许寿裳搬到白云楼寓所，许广平也搬来居住。因为是三室一厅，所以鲁迅自己住一间，许寿裳住一间，许广平和保姆住一间。鲁迅住的那间房临街，窗户正对着马路，比较敞亮，适合读书。这是鲁迅在广州居住的第三个地方，也是鲁迅在广州租的排名前列所房子，现在成了鲁迅故居。

当时鲁迅名震南北，粉丝众多。1926年他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时，一批青年学生追随他到厦门大学读书。1927年他离开厦门到中山大学教书，又有一批青年学生追随他来到中山大学。广州青年凡接触过新文学的，人人都知道鲁迅的大名，都拜读过鲁迅的作品，但是鲁迅的书主要行销北京和上海，在广州不太容易买到。所以鲁迅与老东家北新书局交涉，考虑在广州开一家书店，主要卖自己的书。

1927年1月26日，鲁迅在写给出版方的信中说：“旧历年一过，北新书局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。我想，未名社亦可在此出售，所以望寄《坟》五十本，别的各二十本，《莽原》合本五六部，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。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某收。待他们租定房子后，然后直接交涉。”这批书刚寄到广州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

同年3月15日，鲁迅又写信让出版方寄书：“我所做的东西，买者甚多，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，近已卖断，而无书，遂有真笔版之《呐喊》出现，千本以一星期卖完。《坟》如出版，可寄百本来。”所谓“真笔版”，指的是用铁笔在钢版上刻印，然后滚上油墨印刷，俗称“油印本”。正规印刷的鲁迅著作卖脱销了，油印本也供不应求，一星期时间居然卖掉上千册《呐喊》。

大概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，也就是鲁迅正式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不久，许广平已经帮鲁迅在芳草街44号一栋临街楼房的二楼租好了房子。他们计划在前房开书店，后房住人，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，带家具，每月房租只收九块毫洋。这是鲁迅在广州租的第二所房子，前任房客是鲁迅的粉丝，听说鲁迅要租，非常爽快地答应了，没有照当时惯例收取“顶费”（转租费）。

叁

鲁迅在广州开了间“北新书屋”

3月25日，在鲁迅从中山大学大钟楼搬出之前，芳草街的书店正式开业，招牌上写的是“北新书屋”，相当于北新书局设在广州的代售点，实际上完全由鲁迅自收自支，北新书局不参股，也不干涉经营。因为鲁迅和许广平都在教书，没时间打理这家书店，所以委托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做店长。

北新书屋开业头两个月，确实兴旺了一阵子。关于这一点，从鲁迅的书信中就能看出来：

4月9日致李霁野：“前回寄来的书籍，《象牙之塔》、《坟》、《关于鲁迅》三种，俱已卖完，望即续寄。《莽原合本》也即卖完，要者尚多，可即寄二十本来。”

4月9日致台静农：“《莽原》合本，来问的人还不少，其实这期刊在此地是行销的，只是没处买。第二卷另本也已售罄，可以将从排名前列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来。以挂号为稳，因此地邮政似颇腐败也。”

4月20日再致李霁野：“来信可寄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（非局字）收转，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。这是一间小楼，卖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。《莽原》第五、六期各十本及给我之二本，今天收到了。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，所以外来之品消场还好。《象牙之塔》卖完了，连样本都买了去。”

但是好景不长，由于蒋介石在广州“清共”，一批进步青年被抓被杀，进步出版物受到查处，再加上鲁迅不善经营，书店迅速走下坡路。这年6月30日，鲁迅在信中写道：“这里的北新书屋，我想关闭了，因为我不就总须走开，所以此信到后，请不必再寄书籍来了。”

同年8月，北新书屋关停，剩下一批没有卖完的书，被鲁迅低价转让给了永安路的共和书局。他在芳草街租的这间房已经派不上用场，仍由前任房客续租。

同年9月27日，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，奔赴上海，从此以后一直在上海定居。

肆

鲁迅在广州住过三个地方

本文开头说，鲁迅在广州住过三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分别是长堤的宾兴旅店、中山大学的大钟楼（今鲁迅纪念馆）、白云路的白云楼（今鲁迅故居）。

本文开头还说，鲁迅在广州租过两处房子，它们分别是白云路26号（现在是白云路7号）的白云楼、芳草街44号的北新书屋（现已不存）。

鲁迅一生中，先后在绍兴、南京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、上海居住过，曾经在北京、广州、上海租过房子。从他支付的房租，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居住成本。

1919年7月，鲁迅听说弟弟周作人要携日本妻子回国，提前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租下四间瓦房，定金三十三块大洋，月租待考。

1923年8月，鲁迅与周作人闹翻，将新买不久的四合院让给周作人一家居住，自己带母亲和朱安去附近砖塔胡同租下三间正房和一间厢房，每月租金八块大洋。

1927年10月，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，先住旅店，几天后在北四川路一个名叫“景云里”的社区租房，两层楼，一个小院，月租待考。

1930年5月，鲁迅搬到北四川路一幢公寓里居住，付给前任房客五百块大洋转租费，月租四十块大洋。

1933年4月，鲁迅又搬到施高塔路（今山阴路）大陆新村租花园洋房，在这里一直住到病逝。这是一幢三层小楼，坐北朝南，红砖红瓦，通自来水和天然气，月租四十五两银子，折合六十三块大洋。大陆新村是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1930年投资开发的新型高档社区，鲁迅是排名前列任房客，所以不需要再额外支付一大笔转租费。

在上海定居期间，鲁迅偶尔会去北京探望母亲，他的许多藏书也在北京没有运走。为了存放藏书，也为了探亲期间不耽误写作，鲁迅1929年还专门在北京西三条胡同22号四合院内租下三间正房，月租在五块大洋至五块三角之间。

伍

在广州租一间大房的租金 可在北京租一所小型四合院

京沪流通大洋，广州流通毫洋，大洋比毫洋值钱，一块大洋可以兑换广东毫洋一块二角。鲁迅1927年租赁广州芳草街北新书屋，那只是二楼的一间大房而已，月租九块毫洋，折合大洋七块五角，这个租金水平足够在北京租一所小型四合院。

鲁迅在白云楼租住三室一厅，具体要付多少租金，暂时不得而知，但他1927年1月29日给许寿裳写过一封信：

“此间生活费颇贵，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矣。食物虽稍贵，而质料殊佳。惟房租贵，三小间，阅月需二十元上下。弟现住校中，来访者太多，殊不便，将来或须赁屋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阅月”即整月，三小间租一整月，房租大约二十块毫洋，折合大洋十六七块。他在白云楼租三室一厅的套房，房租大概就是这个水平。跟北京比，超贵，可是跟上海比，又便宜多了。

民国北京可不像现在的北京，当时北京商业凋敝，除了抗战初期因为日本人用刺刀逼着四乡富民迁入北京，致使房租暴涨以外，其余时间北京房租都很便宜。1934年《申报·自由谈》刊载过一篇评论：“一条两三元钱的蓝布大褂，可以穿四季。花上一毛钱，能坐黄包车十几里。二三十间房，一个大院子，租起来每月也不过20元到30元，比起在上海花七八元住亭子间来，真有天壤之别了。”1930年天津《大公报》也有类似评论：“幸亏北京房租贱，房东也不十分逼人。”丁玲与胡也频早年在北京租四合院，月租只有九块大洋，房前屋后全是枣树，后来去上海，每月十块大洋只能在弄堂石库门中租不足8平方米的亭子间，假如他们来到广州呢？至少可以租一个带厨房的标准间。

正是因为北京居住成本很低，所以鲁迅在北京买过两处四合院。1919年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买了一所，前后两进，院子大得“简直可以开运动会”（许寿裳语），房款三千块大洋（另加五百块大洋改造费）；1923年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又买了一所，面积偏小，房款只有八百块大洋（1924年交房）。后来到了上海，他和许广平租住北四川路的公寓，光付给前任房客的转租费就要五百块大洋，如果再加上一年的房租，特别能换北京一套四合院。

既然北京居住成本如此低廉，鲁迅为何要跑到广州和上海去住呢？因为广州的社会风气更开明，上海的文化出版更发达，鲁迅从北京走出去，会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。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：“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，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卖得出的。”（1931年6月29日致王际真）。